长城是什么？长城是长城守卫者手中的盾牌和头盔，我们后人赋予长城很多的内涵，那是另外一部分意义。长城的本质是防御体系，就象一个头盔、一个盾牌是一个守卫者的武器。那么长城是几十万战士、几百万守卫者的防卫武器，这是长城的本质。其实保卫自己的这种需求，不仅人有，动物也有这种保卫自己的需求。鸟儿把巢筑在高高的树上是出于一种自我保卫的本能意识。我们的祖先穴居在山洞里，用很多的树枝掩盖起来，防卫野兽或者自然力的伤害。动物保卫自己是一种天性，所以长城也是人保卫自己的天性产物。长城的产生，实际上是在社会发展到人需要防御人的时候，才逐渐有了长城的雏形。我们从历史学上来说，财富有了积累的时候，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有了防卫和抢夺的需求，在这个时候人才会防卫人。中国大概是在五帝时代。对于五帝有不同的说法，通常指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唐尧、虞舜。他们的时代距现在大约有五千年左右。在五千年的考古遗址当中，也发现了类似长城的这种建筑物。比如西安的半坡遗址，３万平方米的建筑群外面有一条很深的沟，这条沟取来的土就培在沟的里侧，类似我们的一道护城河和里面的一道墙，它把整个的半坡遗址完全的圈护起来。河南安阳后冈的龙山遗址已经有了土墙，内蒙阿拉善旗龙山文化遗址有了石头墙，这种石头墙我去看过，石头的垒砌也是用泥土做粘和，石头与石头之间的垒砌完全是一种叠压，这种叠压的方式和我们后来的墙已经没有本质的区别。这大致是3500年左右的遗址，那时的人已经有了很强烈的保卫自己的需求，说明人们财产的积累已经到达相当的程度了。这种防范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防范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有了防范也就有了进攻。有了财富的抢夺，肯定就有抵抗，也就产生了战争。

   战争是什么？战争学家给战争做过这样的解释，战争可以理解为两个人的相互搏斗。一方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战胜另一方，战争的过程就是要使对方完全失去抵御的能力，战胜的一方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支配失败的一方，或者胜利的一方能够按照自己意志去做自己的选择和行为。这种解释是很到位的。但这种解释并不是战争的定义。所谓战争是指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。战争是产生了私有财产和阶级以后才有的，是解决阶级与阶级、民族与民族、国家与国家、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。那么我们今天谈长城在历史上的作用，长城作为一道军事防御的工程，严格的说它的作用是很有限的。我刚才说战争是搏斗双方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战胜另一方，使另一方屈服，贯彻自己的意志。而长城达不到这种作用，长城防卫得再严谨、再好，给对方也构不成打击，仅仅是让对方进不来。所以长城从军事角度来说其作用是很有限的。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这样吗？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。因为长城的产生不仅仅是因为战争。在中国历史上2000多年来，这么多的朝代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在修长城，而且修得规模这么大，肯定有一个合理的价值。前些年有一个观点以《河殇》为代   表，认为长城是保守、封闭的象征，是为了把自己圈起来。并认为长城是“巨大的悲剧纪念碑”。后来《光明日报》约稿想批这种观点的时候，我没有写。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，我们急需打开国门，走向世界，必须批判封闭保守意识，坚定改革开放的思想和信心。《河殇》的作者是对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封闭意识进行反思，我很同意这种反思。但是他拿长城作例子，本身是不恰当的。《河殇》的作者不是专门研究长城的，也不是研究历史的，我很同意他们对中国当时的封闭意识进行批驳，虽反对他们认为长城就是中国封闭意识的象征，也没有写这篇文章。

   长城在历史上真正的作用发挥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它真正的作用是缓解和调适了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冲突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游牧民族的特点是逐水草而居，三五人放牧一批牲畜，哪里水草丰美就到哪里去放牧，过些日子就可能迁移到另一个地方。农业经济特点是春种秋收，在这个过程中不能走。要是庄稼不受伤害，一年的收成、一年的生计就有了保证。种地当然也必须种在土质肥沃的地方，有水的地方，所以游牧经济和农耕经济交界的地方，争斗便十分激烈。你要来这里放牧，我不让你来放牧，两边就冲突起来。这边把牲畜给打死了，那边把田地给踩坏了，经常出现这种混乱和无序的状态。长城产生之后，这种混乱和无序状态才有了改变。所以长城的真正作用是在两种经济行为冲突下，所起到的一种保护作用。这种保护作用也不完全是保护了先进的农业文明，它既保护了先进的农业文明，又保护了游牧文明。因为战争对双方都造成伤害，除经济外，长城的作用也还体现在政治上，战争就是政治的延续。我们回顾长城的历史，长城上很多时候也是烽烟四起。凡是战火烧得很旺的时候，一般都是民族政策存在很大问题的时期。我曾经在网上看到，有人把长城定位为文明与野蛮的产物，认为游牧民族是野蛮、抢掠的民族。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，我们认为长城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相互冲突的产物。游牧民族也有自己的文明，很多时候是一种弱势文明，而一般情况下农耕经济是一种强势文明。农耕民族主要通过对自然的环境的改造，形成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，取得较高的生产能力；游牧民族则主要是通过对自然环境的适应，取得生存的条件。所以，游牧民族在经济实力、文化水平和人口数量方面常处于劣势。当然，军事实力并不完全决定于经济实力。那么作为一个有力量的政权和经济发达的政权，对弱势群体（民族）进行沉重地打压或封锁的时候，在他们生存的底线都受到威胁的时候，肯定会奋起抗争，战火自然会烧得很旺。所以有时我是很同情游牧民族的，在很多时候游牧民族是为了生存，在生活底线受到最大威胁的时候，他们才会对长城区域进行攻击，而农耕民族修筑和守卫长城则是为了生存得更好。
   明代庚戌之变时，蒙古的俺答两次兴兵越过长城打到北京城，把明王朝打得晕头转向。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战争，是因为明朝拿长城当作重要的武器，对游牧民族进行完全的封锁和严厉打压。明廷把长城沿线的茶马互市全部关闭，而蒙古民族一直需要中原的茶叶、丝绸、布匹、铁器等生活必需品，这些东西全要靠用牲畜来交换。如果没有这种交换，蒙古民族只剩下畜产品，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发生很大困难，甚至难以维持。在俺答汗时期，长城沿线相当平静，俺答汗在嘉靖年间，多少次向朝廷请求恢复茶马互市。但那个时候，明廷认为必须以苛刻的条件做前提，也就是说，你要多少我全部给你，但你必须按照我的意愿做，否则的话我就扼杀你。我有长城，你打不进来。很显然明廷是以这种强势的心态去对待游牧民族。所以这个时期整个长城沿线战火才相当频繁，而且仗越打越大。长城沿线守卫的官兵，在朝廷错误方针的指导下，作了很愚蠢的事。嘉靖二十一年，俺答汗派石天爵等人至大同镇边堡，向明廷发出和平的呼吁。明朝大同巡抚龙大有竟将石天爵一行绑赴朝廷，并假称用计擒获。嘉靖请皇帝不但不追究龙大有的责任，反而升他为兵部侍郎，同时下令把石天爵给杀了。明廷杀了俺答汗的使者，俺答汗也没有放弃求贡的追求。从嘉靖二十五年五月至嘉靖二十六年春不到一年的时间内，俺答汗先后数十次向明廷派遣使者，但都遭到了无理拒绝。嘉靖二十六年夏，俺答汗再次派人求贡，使者来到大同边塞，遇到明朝的官吏，还没有来得及陈其所请，便惨遭毒手。在明廷一意孤行之下，俺答汗忍无可忍，不得已只剩下发动战争一条路了。庚戌之变是从古北口打进来的，本来俺答的部队要打大同，他们对那一带的路线也熟，原来他们进贡都是这条路线，很多人就在这个区域生活。当时的大同总兵仇鸾是奸臣严嵩的亲信，仇鸾看着蒙古人要打大同，惶恐无策，于是花很多的钱、物资去贿赂俺答求他别打大同这个地方，最后俺答打到古北口，打下以后，就直接进军北京。在北京打了十几天，在京畿一带所向披靡，大肆抢掠，沿潮河川经古北口由原道退出长城。当时朝廷表现相当软弱，严嵩一伙认为，敌人“饱将自去，唯坚壁为上”。把城门关得严严的，把里面的东西挡住，他们抢够了就走了。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，在长城沿线，很多的战争都是这种形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战火就越烧越大，这是明代长城战火最旺的一段历史。
   这种战争形式是在什么时候转变的呢？1570年张居正当政时期采取了正确的民族策略，与蒙古政权建立了联系。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的未婚妻，在结婚的前夕，被俺答许配给了一个大将军，因为俺答把这个大将军的未婚妻娶为自己的妻子，俺答自娶外孙为妻，又夺孙子之妻送给别人，把汉那吉实在承受不了这个打击，于是就投奔明廷。这个时候，明朝中央正当张居正主政，采取了正确的方针。把汉那吉来到大同之后，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，对他十分礼遇，并将此事报奏朝廷。朝廷给把汉那吉封官加爵。俺答知道他的孙子投奔明朝以后，马上带着全部的人马，大兵压境。由于把那吉受到了很好的礼遇，并被封了官。俺答也就重新看到了希望，马上再次向明廷求贡，这时明廷做出了很正确的决定，把长城沿线茶马互市全部开了。茶马互市有官市、有民市，民市相当于过去的自由市场。官市定期举行一次，民市较为频繁，没有定期。1570年隆庆议和之后，长城也就越修越坚固。从那以后，虽然规模小的局部冲突时有发生，但长城沿线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。明朝晚期，后金兴起，在东部地区，明朝与后金的战火却越烧越旺了。其实当今世界也是这样，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，不管你有多么强大，也消灭不了另外一个民族。而这种打压到了民族生存最底线的时候，肯定会引起反抗，那就必然造成强烈的冲突。